信息来源：《神州学人》

　　　　　　　　　　　　　　　从瑞典到西子湖畔――何赛灵独白

　　　　　　　　　　　　　　　　　　　　　　　　“长江计划”圆了我的故乡梦

　　我生长在浙江临海市，临海市东南面海，是个很宁静的海边小城市，同时也是个文化古城，过去隶属台州地区，自古以来崇尚教育、崇尚文化，曾经出过17位院士，很了不起的。那里还有一段古长城，据说比北京的长城还要古老。

　　我应聘特聘教授的原因其实挺简单，虽然我是自费留学的，但是在瑞典那么多年了，只要有机会就希望为祖国做点事情，事实上我一直在寻找机会。1998年底，一位国内来的的访问学者到我那里谈起国内特聘教授这一新事物，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动了心。然后，我首先想到浙大是我的母校，于是开始与浙大联系，浙大很快有了回应，于是我就让我的夫人携申请材料专程送到浙大，1999年3月去台湾开会，我顺便到浙大签了合同，5月份就上岗了。我们全家人：我的太太和我的两个女儿都同时回来了。

　　
引进国外的管理方式
　　“光及电磁波研究中心”从筹建到今天，无论是学术团队的形成还是建设规模上，发展速度的确很快，没有一套好的管理方式肯定不行。于是，我将国外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采取拿来主义，用在我的管理上。

　　在行政管理上，我实行的是“金字塔”式管理。一切行政问题，从小组长到大组长到办公室主任处理解决，我一般不参与，除非办公室主任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样，我可以挤出更多的时间投入科研。

　　科研上采取“扁平”式管理，即项目负责人直接管理项目组成员，没有行政色彩。因为项目组多数是我负责的，所以科研上，我是一个人直接管理各项目及项目组成员。

　　财务是“透明”式管理，改掉了过去经费的管理模式。学校对所有课题费有一笔帐，但是缺乏透明监督，我要求我们中心必须有细帐，所有的经费包括科研经费，统一放在行政办公室，每一笔支出要由项目负责人和办公室主任签字。大家都知道每一笔钱的去向。我的经费最多，但每一笔钱的使用都是透明的。学校规定的项目提成费，我全额放在一个透明的基金里，由办公室主任和财务秘书管理，用于发放各种奖金。我自己是分文不拿的，因为收入够用了。

　　为了提高中心科研人员的工作动力，我实行了奖励制度，规定凡是在SCI上发表一篇文章，我就奖励第一作者7000块。

　　光通信这一方向，系里原来是没有的，当今信息时代，没有这一块是绝对不行的。我回来以后才开辟了这个方向，现在成了系里重要的一块。我还给博士生开了现代光学导论课。我目前带20多个博士生。因为系里原来没有这个方向，要从头培养他们。助手也需要逐步培养提高。我要求学生的论文尽量用英文书写，我像我的导师那样帮他们修改文章，基本上是晚上修改，许多国内学生英文基础不好，所以问题很多，改起来很辛苦的。我每天几乎都工作14小时以上，周末一般不休息。

　　除了以上这些，辛苦也缘于我们这个行业发展太快。计算器的发展速度遵循18个月提高一倍的摩尔定律，而网络技术的发展是每5－8个月就增长一倍，远远超过摩尔定律并导致了光通讯的迅猛发展。逼得你没有办法，所以，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化方面的工作也同时在进行。这一年多的确干得很辛苦、很累，但是，当我看到中心的学术团队形成了，教学和科研工作进展顺利，人人都有了自己的研究课题，高科技产业化方面也有长足进展时，心里很高兴，再苦，再累也值得。


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的窍门

　　您问我工作顺利有没有窍门，其实谈不上窍门，只能算是我的一点体会。

　　我觉得首先是加强与学校的沟通，取得学校的支持是关键。

　　我经常把学校的领导请来，让他们随时了解我的工作进展情况，让他们对我的工作心中有数，同时对我的需要也就能心中有数了，所以两年不到的时间做成现在的规模，学校的支持是很关键的。不过我也向学校承诺，学校投入多少，我回报三倍的科研经费。

　　其次，搞好跟社会的沟通也能解决大问题。

　　谈到这一点，我必须先介绍一下我们目前搞的集成光子芯片的研发。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的信息都要通过光纤、光缆走，大家都抱怨互联网速度太慢，其实光纤的带宽足够，关键是如何利用现有带宽，一根光纤同时当做几百根用。过去一根光纤走一路信号，我们现在利用一根光纤走几百路信号，在信号到达目的地后，插入我们的集成芯片后就能让信号自动分开。这项研究成果对我们国家有重要意义。这种芯片国内是空白，完全依靠进口。像我们中心这样白手起家，需要这么多设备，光靠课题经费肯定是不够的，学校也不可能支持那么多，尤其像我还加入了外国籍，在申请科研经费时，又多了一些限制，也少了一些机会，所以更需要想办法。通过大量与社会接触，争取到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我的感觉是地方政府思想更开放些，只要我干得好，就大力支持。高科技产业化方面我们主要抓了集成芯片的研发，如果主要设备能陆续到位，差不多明年就会出样品。在高科技产业化方面，我们要做的项目还很多，光通信先走一步，生物医学方面可能滞后一些。

　　当发现有些政策不尽合理时，国家要调整起来牵涉面广，需要一定时间，而我的科研不能等，于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地方政府，找社会上那些政策比较灵活的部门、单位支持一下，先干起来。

　　作为中心的主任，要始终保持踏踏实实搞学术和埋头苦干、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这个优点应该说得益于本科期间浙大学风的熏陶，其次是在瑞典皇家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的教师以及周围同事的敬业精神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国外的华人科技人员大都很勤奋，事业心很强，有一种打拼的精神。不论什么条件下，都持续干着。如果几天不干出一点新东西，就觉得心里难受，像白活了一样。虚度光阴就觉得对不起时间，对不起自己，这种心理是多年形成的。拿我自己来说，我从学士到博士，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靠的就是勤奋和打拼，用爱迪生的话来说，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上百分之一的灵感干出来的。10多年这样干下来，已经形成了像火车一样的惯性。


人际关系及其他

　　我回来以后，感觉在国外听到的一些比如关于国内人际关系比较复杂，难于处理的宣传，多少有些太过了。事实并没有那么严重。另外，我看人际关系复杂，主要还是针对大学以外的社会。我们主要在大学里，相对比较清静，各方面关系比较简单，大学还算是一片净土吧，和国外的大学差不多。

　　总的来说大环境比较好，我回来就从来没有送过礼。除非与社会打交道，特别是当你没有好的项目，就要四处奔波要钱，那就比较麻烦了。像国内的请客吃饭，因为我从不抽烟、喝酒，自然也就简单了许多。至于和企业打交道，因为我的项目对他们的企业有用，所以反过来倒是他们请我们吃饭。回来自己创办公司或企业的留学生，要选址、注册、寻找合作伙伴……和社会打交道比较多，当然就麻烦些。但是，事在人为。我们回国以后不可能关在一个真空里搞科研，这对我们也是一种能力的培养。

　　国内的杂事相对多一些，这是事实，我的经验是让秘书或者办公室主任分担一部分，他们回来汇报一下，两小时的会，一两分钟在我这里就处理完了。

　　在国外时，我的工作是一半用于与科研组成员讨论申请科研经费和为国际期刊审稿、编辑；另一半则用于看书、阅读期刊和整理文章。回国后，虽然中心有行政主任、两个全职秘书，以及两个主任助手，仍然是忙忙碌碌，很难静下心来看点自己想看的书。不知国内那些没有秘书、助手的教授是如何挤时间看书的。也许热闹是我们中华文化区别于欧洲的特色之一，但是若热闹得连片刻静心反省自己的时间都没有则有点可怕了。初到欧洲的华人常抱怨那里的生活太平静，其实太热闹才是最可怕的。所以，从现在开始我每晚在家闭门静心看书、写文章了。

　　目前国内的企业，尤其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像我刚才讲的，有的企业很有钱，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在和企业争夺人才，一方面，我们要把最好的人才留住，让他们读博士、作博士后；另一方面，企业有很大的诱惑力，薪金很高，在拉他们过去。要把人才留住，光靠思想工作已经远远不够了，要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好处，物质上要有保障，浙大的办法很好，自己办公司，让员工包括研究生可以在公司兼职做同样的课题，这样一来不但经济上有了保障，同时也可以利用企业的设备，对双方都有好处。企业的设备有的很好，甚至上千万的都有。

　　说到这里我还想说，我回来以后发现，一些企业很有钱，但是没有好的项目。所以我认为，在外留学人员，包括海外华人，手上有比较好的应用项目，回来成功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也能真正为国家创造财富。


何赛灵准则

　　科研理念：严谨的科研态度；不断创新的精神；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做人信条：诚、信二字，即对人真诚讲信用，对下属以身作则。

　　最看重的是：精神上的充实和满足，能为祖国家乡尽一份力。